一部《河南志》伴君读懂洛阳城(史官文化与洛阳)

光明网 阅读:81367 2020-10-14 10:29:45

原标题:一部《河南志》伴君读懂洛阳城(史官文化与洛阳)

当前,世界正经历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、寻找答案。“欲知大道,必先为史。灭人之国,必先去其史。”历史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我国自古重视修史,史官文化起源于河洛地区。一代代史官在洛阳留下过怎样的印记?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

当前,世界正经历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、寻找答案。

“欲知大道,必先为史。灭人之国,必先去其史。”历史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我国自古重视修史,史官文化起源于河洛地区。一代代史官在洛阳留下过怎样的印记?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

宋敏求与《河南志》

“洛阳城里见秋风,欲作家书意万重……”寒露时节,秋意渐浓,当我走在洛阳城黄叶飘零的街头时,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诗人张籍的这首《秋思》。

张籍生活在唐代,他感受到的是1000多年前的秋风,那时的洛阳城自然和今天不同。

唐代的洛阳城是什么样子的?《元河南志》中有详细记述。这本书的前身是《河南志》,作者为北宋名臣、史学家宋敏求。

宋敏求字次道,生于公元1019年。他和司马光同龄,两人也是一生的挚友。不同的是,因反对王安石变法,司马光退居洛阳,潜心修史,最终完成了史学巨制《资治通鉴》;宋敏求则著成《河南志》《长安志》《东京记》等,将方志修撰推向了较高水平。

所谓方志,就是地方志,主要记述一个地方的地理、物产、古迹、风俗等。《周礼》中有外史“掌四方之志”的记载,可视为“方志”一词最早的来源。

洛阳历史悠久,方志也多,西晋陆机的《洛阳记》、北魏杨衒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等,都是这一类的著作。唐代史官韦述还著有《两京新记》,记述洛阳和长安的衙署、寺观、宅第等。

北宋以洛阳为西京,也称河南府。宋敏求的父亲宋绶任礼部尚书时,曾出知河南府,在洛阳任职。宋敏求在宋仁宗时也当过西京通判,对洛阳比较熟悉。于是,他以韦述的《两京新记》为基础,著成了《河南志》20卷。《河南志》体例完备,史料翔实,是宋代方志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。

在《河南志》中,宋敏求记述的洛阳城阙、古迹、人物等上起周代、下迄唐宋,时间跨度很大,内容十分丰富。其中,他对隋唐洛阳城的记述尤为详细。司马光曾评价说,这部方志堪称一部博物志。

也许有人会问:宋敏求写的明明是洛阳城,为何要称《河南志》?其实,古时的河南即“黄河以南”,指的就是洛阳一带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“周人都河南”,也是这个意思。

司马光为《河南志》作序

宋代文人热衷修史,史学大家层出不穷,其中不乏欧阳修、司马光这样的文坛领袖、政坛精英。至于宋敏求,他身上最醒目的标签则是藏书家。

宋敏求家藏书之丰,时人有目共睹。据《宋史》等记载,当时朝廷藏书10万卷,宋家就有3万卷,并且大多经过了精心校订。很多文人为了方便借书看,长期租住在京城春明坊(fāng)的宋家附近,连周围的地价都被炒贵了。

这些借书人中,最有名的当数王安石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他就住在宋家隔壁,借了唐人诗集天天看,有喜欢的还动笔抄下来。最后,他把抄的诗编成《唐百家诗选》,并刊行于世。

刘恕博闻强识(zhì),精于史学,是司马光编撰《资治通鉴》的主要助手。宋敏求任亳州知州时,他特意绕道前去借书。宋敏求热情款待,刘恕则日夜不停地边读边抄,直到10天后才尽兴而归。

由于宋敏求性情淡泊,借书慷慨,人缘一向不错。连身居高位的欧阳修也曾给他写信,要借《九国史》等书来看。可惜的是,这些珍贵的藏书没能保存下来,宋敏求去世20年后,它们被火焚毁。

凝聚了宋敏求大量心血的《河南志》,在他生前也没有刻印。

公元1079年,61岁的宋敏求去世。4年之后,他的儿子宋庆曾带着《河南志》,找到了在洛阳任西京留守的文彦博,说:“我的父亲曾在洛阳任职,对这里的事情记述详尽,可惜很难为世人所知。盼望您能帮忙将此书刻印,使其广为流传,这样不仅能使外地人了解洛阳,也能使后人感受今日洛都之盛。”

文彦博立即答应刻印《河南志》,并让同在洛阳的司马光为其作序。司马光在序言中写下了这段往事,并称自己是宋敏求的好友,于情于理都不能推辞。

有了文彦博和司马光的“名人效应”,《河南志》得以顺利刊行,并对此后的方志编撰产生了深刻影响。明末清初,《河南志》已经散佚,学者徐松又将其重新辑录,后称《元河南志》,流传至今。

徐松辑录《河南志》

徐松字星伯,生于公元1781年。他是清嘉庆年间进士,因博学多才而名重当时。

中进士后不久,徐松就被朝廷授官翰林院编修,后又全面负责编修《全唐文》。在此期间,他从《永乐大典》等文献中重新辑录了《河南志》,并撰写了《唐两京城坊考》等考据学力作。

从内容上看,《河南志》分为四卷,分述自成周以来,东汉、西晋、北魏、隋、唐、宋等朝代的洛阳城阙及宫殿、古迹。卷首有5幅图,分别为东汉东都城图、魏金墉城图、后魏洛阳宫城图、西晋洛阳京城图及宋西京城图,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在《唐两京城坊考》中,徐松则详细记述了洛阳、长安这两座都城的街市、官署、宅第、寺庙、宫殿等。关于唐代洛阳城,书中还保存了诸如岁时物产、风土习俗等充满生活气息的资料。

徐松辑录的《河南志》得到了时人的较高评价。然而,他去世之后,此书也几乎不存。清末,藏书家缪荃孙游京师厂肆,无意中看到《河南志》,认得是徐松手笔,如获至宝。

说起来,也多亏缪荃孙“抢救”,《河南志》才得以流传下来。

缪荃孙生于公元1844年,是清光绪年间进士,曾主持创办江南图书馆(今南京图书馆)、京师图书馆(今中国国家图书馆)。他还曾担任清史馆总纂,对许多古籍进行了整理和保护。

发现《河南志》时,缪荃孙正生活困窘,无钱购书。他见“一巨帙,无卷数,用全唐文格子,封面题《河南志》,识是徐星伯先生手笔”,便与卖主议价,不成。第二天再去,书已被别人买走,他不由懊恼欲绝。

好在,他很快找到了书的下落,并借来录了副本,细细校订。因书中有元代内容,他便改书名为《元河南志》,将其出版发行。

《元河南志》对洛阳来说意义重大。以卷四“唐城阙古迹·宫城”中的应天门为例,书中是这样写的:

“南面六门,正南曰应天门。门上飞观相夹,门外即朝堂。武德四年以其太奢,命行台仆射屈突通焚之。显庆初,司农少卿田仁汪随事修葺,后又命司农少卿韦机更加营造,因隋之名曰则天门。神龙元年,避武后尊号,改应天门,又避中宗尊号,改神龙门,寻复为应天,天佑二年改五凤楼。”

寥寥数语,道出了一座城门的前世今生。今天,熟读此书,或可有助于我们真正读懂历史,读懂洛阳城。(记者 张广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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